2025年12月13日,“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成功召开,本次学术论坛由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幸运轮盘-幸运轮盘线上
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以及山东大学等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学术研讨。
12月13日上午,研讨会举行开幕式,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秘书长刘保贞主持。幸运轮盘-幸运轮盘线上
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原会长孟祥才,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幸运轮盘
院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王学典,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臧知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代国玺先后致辞。
王学典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顶风冒雪前来参加本次活动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强调,农民战争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转型,它所承担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使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本次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就是要求我们从“国家治理者”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历代农民战争的发生主要是国家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总结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农民战争史研究会是新时期最早成立的专业学会之一,但时至今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热潮已经退去,如何扭转现有局面,是新一代学者需要承担的使命之一。最后,王学典教授对即将诞生的第十一届理事会提出期许,希望新的负责团队能够承前启后,改变当下“不绝如缕”的现状,把农民战争史研究推向新阶段。

孟祥才教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历程,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作为“五朵金花”之一,取得巨大反响与较高成就的内外因由,同时也从学术的角度对农战史研究近70年来的起落沉浮,特别是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反思与检讨,号召“让学术回归学术”。孟教授指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回归学术语境之后,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农民战争如何推动历史发展,到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竟的问题——给它一个日益接近科学的结论,这是当下一代学者的重要使命。
臧知非教授指出,王学典先生是一位有情怀、有激情、有责任的学者,擅长从现实发展、社会变迁的逻辑关系考察中,反推学术研究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为学术与现实政治如何统一,做出建设性探索。臧知非教授回顾自己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历程,提倡将中国的土地、赋役、农民命运与国家制度紧密关联,在更广阔更深层的层面,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把传统中国社会诸要素进行一体化考察。臧先生强调,对于一门学问而言,辉煌与落寞是必然,但并不等于农民战争史研究就可以合理的沉寂下去。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基础仍在,所以我们应该以总体的、联系的、发展的、以人的命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深层次地探索中国的古今之变,为现实的发展提供镜鉴。前人的思想永远不会谢幕,在这一基础上,学会新一届理事会一定会将农战史研究带向新的里程。
代国玺教授认为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山东大学历史学科中传承下来的重要学统,他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历届学者的长期坚守表达敬意。代国玺教授指出,新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除农民战争史外都实现了转型转化。农民战争史是当时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的产物,但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真理之学”,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根本问题,更是探讨中华文明发展特征的关键节点。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农民战争史的系列问题还需广大学者要久久为功、持续努力。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召开理事会,由臧知非教授主持。受王学典教授委托,刘保贞教授从党建、业务、财务三方面汇报本届学会工作。经无记名投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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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陈峰代表新一届理事会致辞。他首先感谢历届学会领导以及与会专家学者对新一届中国农民战争史理事会的信任与支持。他强调,1978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是新时期首次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开风气之先,是新时期史学的一声春雷,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大变革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史学界领军人物吴泽、漆侠、田昌五、孟祥才、王学典诸位先生先后担任学会会长,筚路蓝缕、苦心经营,以农民战争史为切入点,为推动中国史学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一届理事会负责同志力争将前辈先贤的薪火传承延续下去,使农民战争史研究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特色领域、一个值得开采的富矿。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新观点、新理论、新材料层出不穷,新文化史、新革命史、全球史、概念史等诸多方法,都可以用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使之走出传统模式的窠臼,与学术前沿同步共振,焕发新的生机。相信在学界同仁的支持下,学会将成为一个有活力、凝聚力、创新力的学术共同体,努力为整个历史学科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第一场主题发言由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晋文主持,山东大学教授杨瑞、聊城大学教授赵少峰评议。山东大学教授刘玉峰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兴衰沉浮进行了批判式回顾,认为农战史研究的“过热”“过冷”均非正常,“过热”呈现着非历史主义的偏差失误,而“过冷”则预示着中国史研究领域将面临重大缺失。在刘玉峰教授看来,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关键性的客观史实,对于回答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因而学界理应对这一重大史学课题进行持续且深入的研究。河南大学教授耿元骊聚焦于宋代的赋税征收特征,考察了两宋“预借”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认为这一“超额的掠夺性财政运行模式”长期存续,严重影响到百姓生活和各层级财政的平稳运行,进而由于县政破坏最终导致了基层社会秩序失调,形成了中央集权与地方社会无序的双重紧张特点。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秋升从国家治理的视角下对《明史·流贼列传》进行再审视,从“流贼列传”之“流”出发,提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与根本问题,是让农民安定在土地之上,而不是成为“流动的群体”;其次,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爆发的社会根源与基本特征着眼,反思了历代王朝的治理方式的得失。此外,张秋升教授强调了史学工作者对下层民众进行研究时,应当同时具备悲悯之心与敬畏之情——“悲”民生之多艰辛,“敬”民力之巨大——从这一意义上讲,情感史的路径不失为当下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山东大学教授张献忠关注王阳明“事功”与“心学”的内在统一,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能获得当时和后世的高度褒扬,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一切军事行动,最终指向并非是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一场更为艰巨、更为根本的道德与社会重塑工程。王阳明的军事行动,是其“知行合一”哲学在危急局势下的凌厉展现;而他的善后措施,则是其“致良知”学说在社会治理层面和政治领域的系统性展开与应用,是“知行合一”的鲜活范本。苏州大学教授朱从兵从“什么是农民”“如何看待农民”以及“如何从思想维度看待农民”等问题出发,层层递进地剖析传统农民的思想困境,提出“小农意识”与“皇权主义”已然成为一个思想命题或评价标准,但二者的基本内涵仍需进一步厘清,这是定义“农民”以及发掘其身份转换的前提要素。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薛海波考察了北魏均田制语境下国家、豪族与小农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均田制本质上是北魏运用国家力量对五胡十六国土地占有关系的一次大规模整理和确认,没有解决农民与土地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亦非平均分配土地,而是国家在人身层面控制农民的落后手段,无法成为中古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最终与门阀制一样在唐后期走向瓦解。







在评议环节,杨瑞教授提出,以往谈论农民战争史,通常是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进行,而晚清以来的农民运动则较少进入这一语境。历史既有延续性,也有阶段性特征,对于近代以来农民运动问题,以往基于唯物史观的解释模式依然能够成立。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是在之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系列量变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除此之外,杨瑞教授特别强调,未来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应当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整体性、贯通性、综合性的研究。赵少峰教授为当下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三项可参考的路径选择,其一是拓展为“世界的农民战争史”,加入比较研究的方法与视野;其二是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应当与国家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深度结合;其三是要将农民战争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


13日下午,第二场主题发言由幸运轮盘-幸运轮盘线上
原党委书记巴金文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义华、幸运轮盘-幸运轮盘线上
教授郭震旦评议。西北大学教授张峰立足史学史、学术史的研究维度,强调在讨论新中国成立之后学者对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时,应当关注他们对于当时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以及宗教信仰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与阐发。王崇武关于元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及其研究路数与理念的转变,构建了唯物史观指导下元末农民战争研究的话语体系,也体现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旧学者从历史考证学向唯物史观史学迈进的历史影像。《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孙齐结合碑刻材料重建鲁西南地区人文环境,回应了以往学界对于“儒家正统之地屡现异端反叛问题”的判断,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孙齐副研究员认为异端反叛之所以与儒家教化在鲁西南地区长期并存,不是因为儒家文化无法到达“不安定层”,而是因为儒家教化过于渗透进个人日常生活,而形成系统性的“权力负载情境”,进而促成“主文化”向“反文化”的异化与转化。在这种转换之后,虽然传统儒家价值在表面上保存下来,但作为其内核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却被完全颠覆,走向了对人生现世价值的否定。山东大学教授杨华关注海外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认为海外中国学长期以理论工具和跨学科研究见长,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杨华教授回应了美国中国学界在研究选题上的偏好,美国学者如何在社会史、经济史与革命史框架中构建复合式的分析框架,新文化史带来的学术转向如何推动美国学界重估地方与基层治理等重要学术史议题。山东理工大学讲师霍耀宗考察了两汉时期陈涉形象的演变,揭示其从“楚汉之际首倡亡秦的王”、到“过秦浪潮中的豪杰”、再到“宣汉语境下的乱贼”的历史线索,认为陈涉形象的时代演变,与当时“天命在汉”思想的流变密切相关,也从侧面反映出两汉国家统治力量的盈缩。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闫春新将周汉之际的六国复国运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进而对周汉之际的政治制度转换,尤其是由先秦分封制、至秦的郡县制、再至汉初的郡国制的历史复杂性做出阐释。






评议环节,徐义华研究员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比较先秦时期与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他认为应当从“中央资源控制能力”“资源在中央与民间社会的分配”等角度切入,寻找农民战争之所以在秦汉以来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根源。此外,徐义华研究员提出,农民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小农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他还对传统中国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探讨,强调对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地主与农民关系这一单一角度,而应整体观照国家治理问题,丰富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维度。郭震旦教授认为,本次会议的举办标志着当下农民战争史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视角转换已然带来了传统研究领域中新议题的开拓,农民战争史研究在今后应当能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此外,郭震旦教授认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旧视角可以共存共生,彼此平衡;并且在新旧视角的交替之际,应当开展对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史反思,以更好地推进农战史研究。


13日下午,第三场主题发言由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赵树国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焕礼、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沈骅、苏州科技大学教授董粉和评议。石家庄学院副教授罗永忠指出,19世纪中期全球化已经蓬勃发展,太平天国运动既是中国的内部事件,也是影响东亚秩序的远东事件,已然产生了世界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的全球史意义在于:第一,它是中国危机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加重了中国边关边疆的危机。第二,它是列强的试金石,测试了各列强在远东利益的差别化和战略的优先级,英国重商,俄国重土,法国兼顾商业和宗教的影响力。第三是重塑了中国的危机形态。中国近代的危机模式从单一的外来冲击演变为内部动荡和外部侵略将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模式。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方性事件,重塑了东亚的力量平衡,触发了列强的连锁反应,成为理解中国边疆危机全面爆发的一个核心要素。济南大学教授代洪亮从义和团的性质、作用等方面,分析比较了范文澜与翦伯赞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共识与差异,认为范、翦塑造了后世义和团研究的范式、厘定了后世与义和团相关的政治话语与民众历史记忆、孕育了改革开放之后义和团研究的转型以及社会史研究取向的萌芽。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杜庆余探究了汉代人头税对农民的具体影响,提出在这一历史时期,人头税与农民生活负担密切相连,是造成汉代商品经济虚假繁荣、下层民众人伦关系崩坏的重要因素。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楠以教会活动与晚清时期乡村社会演变为切入点,从庚子之变前本土教会的初步建立及其对乡村民众的影响、庚子之变后的民教互动、本地教会重建与乡村社会的结构变迁三个方面,探讨了庚子之变前后华北乡村社会结构转型。山东大学副教授宋弘从“新革命史”的视角探究了华北八路军士兵的劳动自救与关系重塑,认为八路军士兵不仅要承担战斗任务,而且要学会向劳动者转变,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共政治理念的要求;这种多重社会关系下的劳动,展示了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复杂关系,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密切了军民关系,成为中共成长壮大的重要助力。聊城大学副教授高海云以新莽王田制改革为线索,探讨了两汉之际“厌汉”与“思汉”的思想交替,认为西汉后期土地高度集中,是“厌汉”兴起、新莽得以代汉的主要原因;新莽“王田制”的推行及其社会影响,则是“思汉”兴起、刘氏复兴的社会基础。由“厌汉”至“思汉”转变之速、之剧的原因,既与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又与社会群体心态的变迁密切联系。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张晓鹏研究发现,郭大力的农村研究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注重社会调查不同,其运用纯粹的经济学演绎研究当时农村经济状况,透视当时所谓“复兴农村”的本质,对“农业合作社”“资本下乡”进行犀利批判,提出大农业的成立应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先决条件。山东体育学院副教授管蕾以文化治理理论为视角,以历史记忆研究为路径,系统考察了清代山东地方志对境内农民战争的历史书写实践。揭示出地方性知识、创伤记忆与特定利益如何与宏大叙事进行协商,从而在方志中留下多元、矛盾乃至裂隙的文本表征。这一“书写政治”的过程,动态展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效力及其在地方遭遇的调适与重塑。山西大学讲师张宇轩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唯物史观引领下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发展轨迹与阶段性特征,认为这一阶段的农民运动问题研究最初是在“经济一元论”研究路径下进行;其次,“社会发展规律”“革命史学”等研究范式,均参与形塑了这一时期明末农民起义研究的基本面貌;与此同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始终与革命进程密切相连,明末农民起义研究始终蕴含学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魏聪以福王就藩为切入点,考察了晚明宗室分封与地方治理的困境,认为福王就藩过程中展现出地方官员在应对重大事件时,往往依赖于非正式手段勉力维持,暴露了晚明政治体制的僵化与治理能力的不足。藩府的存续高度依赖地方资源供给,而其特权与巨额供养,却不断冲击着地方社会的稳定,削弱了行政效能,最终加剧了明代统治秩序的崩溃。











评议环节,葛焕礼研究员指出,本次学术会议已经能够呈现出研究视角转换带来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生机,农民战争史研究日后定将大有可为。沈骅副教授同样认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这一议题的设置,能够源源不断地激发新的问题意识。国家治理的视角能够推动学术研究走出单一的阶级斗争思维,从而回归到对于治理体系成败问题的探讨,从而触及农民问题激化的根源。此外,在社会大众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以及口号与理念的宣传等方面,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社会的走向,从而为国家基层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董粉和教授指出,时至今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基本议题已经在发生变化,在传统议题之外,将来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不仅要研究“战争”这一表征,还应观照农村、财政以及社会经济等多领域的问题,才能回应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逻辑。



陈峰教授对本次学术研讨会进行总结,认为在本次研讨会中,近30位学者的发言与评论,已经显示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探索、新面目。以往农民战争史研究主要在中国古代史范围内进行,但本次研讨会已经扩展到了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史,极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这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史正在成为一个开放性的领域,打开了新的天地。以后学会将做好联络、服务的工作,邀请更多学者和刊物参与进来,努力造成声势、转移风气,推动农民战争史研究成功转型、重获新生。
文字 | 公坤 王琛
图片 | 于华